St. Isreal

经济学家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位女士低低哀哀地哭泣。
经济学家对她的痛苦产生了兴趣，按照他的职业习惯，他开始仔细地观察她。
她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正是该讲究衣着的年纪，但穿得却很旧，样子土气，质量也不怎么好。她面色黄黄的，没有化妆。鞋子一看就很便宜，是经济学家的老婆不屑去抢购的商场处理柜台货。她没有手提包，就那么一个人，在别人店铺的屋檐下哭。
经济学家顺理成章地想：她大概家境一般，而且很有可能是来进城务工的；纵使不是，也一定不是生长在大城市。她穿得不像学生，这个年纪已经工作的话，教育程度大约也不会超过本科（而且在大城市读过大学的女孩也不会穿得这么俗气）。她在这里哭，很可能是包被人抢了，或者被骗了，或者是干脆丢了工作。
想到这里，经济学家觉得自己已经为她准备了足够的可能性，她必然是会落进这几种可能性中间的了。那么下一步，他需要做的就是向她确认一下她到底属于哪一种。
“小姐，”他小心地走近，“抱歉，我看到您在这里哭很久了，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您在伤心什么呢？”
女子从哀哀中抬起头来，看到经济学家和善而关切的脸。她抽抽鼻子，擦一把泪，决定了开口向他讲述：
“谢谢您的关心，好心的先生，如果您愿意听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讲给你……是这样的，我的丈夫是个天主教徒，他每个周日都去教堂……”
“哦，小姐，”经济学家礼貌地挥挥手打断了她，“您就直接说重要的吧。”
 

这东西是我编的。我以前还以为那些宣扬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是懂得“经济学只是一种方法论、并且是非常抽象的一种方法论”这个道理的，我还以为他们明白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许许多多跨学科的具体问题——然后我发现，我又一次地以为错了。

还有一个寓言是牛津大学的米切尔教授讲的，我转引自北大张志刚的那本《宗教学是什么》：
 

战争时期，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里，有个游击队员某天晚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。这天晚上，他俩彻夜长谈。陌生人对游击队员讲，他也是站在抵抗运动一边的，而且还是领导人；同时，他要求这个游击队员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相信他。初次见面，陌生人的坦诚态度和坚强性格就给这个游击队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因而，他很信任那个陌生人。可从那以后，两人再没有私下里碰过头。有时，朋友们告诉这个游击队员，陌生人帮助了很多抵抗运动成员，他就高兴地说：“他是我们这边的。”但有时，人们又看见那个陌生人身着警服，抓了不少游击队员交给敌方。这时朋友们就抱怨开了，但这个游击队员还坚持说：“他是我们这边的”，因为他依然相信，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如何，陌生人并没有欺骗过自己。有时，他求助于那个陌生人，并得到了帮助，他便很激动；可有时，他的求助没有任何结果，这时他就说：“那个陌生人知道怎么办最好。”每当这时，朋友们便恼怒地问道：“你说，那个陌生人非得干出些什么事情，你才能承认自己错了，承认他不是我们这边的？”对于这种质问，游击队员总是拒绝回答，因为他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验证那个陌生人的真实身份。最后，朋友们禁不住对他发牢骚：“好吧，要是你所说的——‘他是我们这边的’，只不过是这么一种默认，那他还是赶快跑到敌人那边吧，越快越好！”
 

考虑到这是宗教学论战里的一个寓言故事，你也许能比较快地把握住它的含义。信仰其实“只不过是这么一种默认”，当它遭遇科学质疑的时候，它的信仰者们“并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验证”。有限的事实不能证实“那个人是我们这边的”，因为“是我们这边的”这个概念本来就没有理性基础上的严格定义。
我特喜欢这个故事，也喜欢他们说“我不赞成把什么东西都拿到科学的尺子前面去”。